00后的公益態度是什么樣的?他們又將如何“重新”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系”?
李卓洋在16歲時就發現了自己人生的更多可能性。從尼加拉瓜的潮濕村鎮到廣袤無垠的西非草原,這位年輕的探險家比同齡人更早地明確了人生的方向感,即通過公益創造另一維度的國際對話范式。
在中國和西方的公益體系中,李卓洋都能游刃有余。她在美國上高中時創立了"Education for Elibou"社團,組織同學們前往西非科特迪瓦的Elibou-Badasso村莊進行支教活動。兩年后,又與其他15個女孩去往了尼加拉瓜北部海岸的El Transito鎮,參加了當地非政府組織“Waves of Hope”的女性沖浪公益項目,并通過翻新當地村莊小學的方式,支持當地的教育。
在李卓洋18歲時,“一帶一路”成為了中國經濟與國際關系新愿景。由于擁有在非洲的深度公益經歷,她選擇去往國際新聞交流中心進行暑期實習,協助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記者們在中國的工作。在此期間,她也站在更貼近實踐的角度了解了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困境和需求,以及援助國家和企業所面臨的競爭和挑戰。而那一年也是她意識到自己對國際關系話題產生濃厚興趣的起點。
近期我們與李卓洋聊了聊,以下是關于她自我發現,以及她創造公益下一種可能性的故事。
李卓洋
FGA:你是什么時候開始感到對非洲好奇的?
李卓洋:自小時候起,我就對那個超出我日常生活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渴望探索那些神秘的國度,體驗不同文化碰撞所帶來的啟發。蒂皮·德格雷的《我的野生動物朋友》是我童年時期鐘愛的畫冊之一,書中生動描繪了非洲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景象,引發了我對非洲的無限遐想。在經歷了兩年的獨自異國生活和學習后,我終于在十六歲的夏天鼓足勇氣,只身帶隊前往這片神秘的土地想要一探究竟。
FGA:你對那里的切身感受是什么?
李卓洋:在Elibou-Badosa村生活交流的那段時間里,我意識到“非洲”是個廣泛的概念,野生動物只是其中眾多背景之一,而每個國家、每個村落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和風土人情。我們所在的村莊位于西非的科特迪瓦,村里人在交流時除了使用當地方言外,最常使用的是法語。也因為這樣,我第一次切身地體驗到了肢體語言和音樂的魅力,它們可以跨越語言屏障、架起心與心之間溝通的橋梁。時隔多年,我依然時常想起村里孩子們充滿善意和希望的笑容和擁抱,他們用最真摯、清澈的眼神傳達著他們對于外來人的歡迎和對外界知識、文化的向往。
FGA:你是如何融入他們的生活的?
李卓洋:在村里生活的第三周,我得了瘧疾。說實話,之前我只是從國際新聞頻道和課本上聽說過這個詞。對這種疾病的陌生讓我感到擔憂和恐懼,但村里的人告訴我,瘧疾在這里就像普通的流感一樣常見。盡管科學家屠呦呦發現的青蒿素降低了這種疾病的致死率,但兒童和老人仍然是罹患這種疾病的高危人群。
生病的體驗讓我更加融入了村里人的生活,與當地村民互相打開了心扉。通過翻譯的幫助,我進一步了解了當地瘧疾蔓延的原因:衛生環境和基礎設施的薄弱促進了蚊蟲的滋生,使得瘧疾得以大規模傳播。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們開始著眼于為孩子們修建基礎廁所,并與村民討論科學的廢水處理方法。同時,我也意識到作為十六、十七歲的我們,能夠為村里人所做的還太少。這段經歷帶給了我深刻的啟發,在此后的幾年里,我開始不斷尋找機會了解、對比不同外國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項目和方式方法。
FGA:你瘧疾恢復地很快?
李卓洋:我可能比較“皮實”,也算是半個運動員吧。我從小打網球。在高中時,我代表學校參加了網球聯賽,帶領球隊連續兩年奪得了賽季總冠軍。我也是當時學校的首位亞裔隊長。
FGA:后來為什么會參加“一帶一路”相關的實習?
李卓洋:我當時希望從另外一個維度了解非洲,也了解自己的祖國。我有幸與來自45個非洲國家的記者們一起工作和交流。當我詢問他們國家人民對外國援助的看法時,他們提到了外國援助所帶來的就業機會和交通便利,同時也強調了對可持續經濟發展的需求和重視。在大學學習世界政治專業期間,我與非洲地區的專家教授一起研究和比較了各種外國援非項目和案例。我們發現,由于許多被援助國家當地法律的薄弱,許多協議都是通過習俗和規范制定的。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合作的不確定性和法律漏洞。然而,強化國際法可以填補這些空白,并為雙邊和多邊貿易合作提供更加穩固的法律框架,從而增強合作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我也希望可以通過強化國際法,根據落后國家當地社區的需求,平衡世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為人民創造可持續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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